本文转载自：人民论坛网   作者：刘晓欣

【摘要】数字人民币有助于提升中国居民日常支付的便捷性，降低央行对人民币的管理成本，协助政府打击洗钱、逃税等违法犯罪行为，实现对资金流量存量的实时监控，增强金融稳定性，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货币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推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促进社会技术进步等。同时，数字人民币作为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其有望通过成本低、效率高等优势抗衡Libra，重塑人民币结算体系，促进国际互联网经济新秩序形成，提高SDR中人民币权重，强化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的功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关键词】数字人民币 中国央行 百姓生活 社会经济 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F822.1 【文献标识码】A

2020年8月14日，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在“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具体举措及责任分工”部分第93条提到，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及中西部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展数字人民币试点。人民银行制订政策保障措施；先由深圳、成都、苏州、雄安新区等地及未来冬奥场景相关部门协助推进，后续视形势扩大到其他地区。至此，历经7年漫长探索的数字人民币终于站上时代的浪尖，中国成为全球首个推出主权数字货币的大国，引领人类货币体系迈入新纪元。

数字人民币的主要特征

央行即将推出的数字人民币的核心体系构成如何？由央行还是商业银行发放？推广过程中使用何种技术？能否有效保护用户隐私？是否支付利息？有无投资价值？账户额度有无限制？对此，笔者总结如下。其一，数字人民币系统的主要构成为“一币、两库、三中心”。其中，“一币”指央行数字人民币，是整个系统的核心和目的。“两库”

 “数字货币发行库”和“数字货币商业银行库”，分别为央行和商业银行存储数字货币数据的数据库。“三中心”为认证中心、登记中心和大数据分析中心，分别负责认证用户身份、登记数字货币发行、转移、回笼等流程和管理系统风险。其二，采用双层投放体系。央行先把数字货币兑换给商业银行或其他运营机构，再由这些机构兑换给公众，不改变现有的货币投放体系和二元账户结构。采取这一运营方式的主要原因：一是降低投资成本。充分利用商业银行等机构现有的人才、技术、设施、资源等优势，避免央行直接面向公众发行数字人民币的高昂成本。二是有效控制风险。由商业银行充当央行和公众之间的缓冲区，可以避免风险过度集中于央行，有利于分散化解风险。其三，坚持技术中性原则。在商业银行等机构换取数字人民币后，央行不对其技术路线进行限制，反而鼓励它们使用自己的技术进行推广。但技术好的机构无疑将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这有利于调动商业银行的积极性，激发市场活力。其四，可实现有限匿名。运营机构只能掌握数字人民币的收付金额变化，只有央行才能监控交易双方的姓名、金额等完整信息。因此，数字人民币实现了强化货币监管与保护居民隐私之间的平衡。其五，现阶段仅用于替代现金。现阶段数字人民币不会支付利息，不具备投资价值，不会替代银行存贷款，因此，商业银行预计不会受太大影响，整个金融体系不会产生较大震荡。虽然前期仅替代M0，但是长期来看，随着数字人民币的推进，将会衍生到M1、M2。届时，居民可将持有的数字人民币从电子现金转变为存款、理财资金等。其六，钱包账户存在额度限制。央行会根据持有人的身份确认等级对账户进行分级，给予不同的交易额度。身份认证级别越高，账户可开放的交易额度也会越高。

同样是电子支付，数字人民币与我国现有的微信、支付宝等的区别在哪里？笔者对比两者的法律效力、信用水平、支付条件和账户要求，得出以下结论。一是数字人民币的法律效力更高。央行数字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在用其收付款时，任何机构或个人必须接受，不得拒绝。相比之下，使用微信和支付宝收付款时，交易中的任何一方都有权拒绝。二是数字人民币的信用等级更高。数字人民币的背后是国家信用，直接以央行人民币进行结算；而微信、支付宝等的背后是企业信用，以商业银行存款进行结算，存在破产风险。因此，数字人民币的安全性更高。三是数字人民币可双离线支付。这意味着，在没有网络信号等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仅借助智能手机自带的近场通讯功能，收支双方仍然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实现转账支付。而微信、支付宝等只有在双方手机联网、信号良好的情况下才能完成交易。四是数字人民币无需绑定任何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都需要绑定银行卡才能支付，这就使得目前外国人难以使用微信、支付宝进行支付。预计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将使得来参加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外国运动员和游客无需携带现金。因此，与微信、支付宝相比，数字人民币无疑是一种更权威、更可靠、更先进、更便捷的支付技术。

数字人民币的国内影响

央行推出数字人民币后，会对国内居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影响？能否降低纸币在印制、流通等环节的成本？能够减少洗钱、逃税、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吗？能否维护金融稳定，强化风险监控？可以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吗？能否降低企业和政府的融资成本？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吗？能否在数字经济时代充分激发数据要素的生产力？笔者结合目前中国社会中居民、政府、企业等部门，以及金融、经济等领域的实际情况，将数字人民币可能产生的影响总结如下。

第一，提升居民支付的便捷性和私密性。一方面，与纸币和硬币相比，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数字人民币进行支付时，更易携带和储存，不易破损、丢失、被盗，还能避免收到假钞造成的损失，交易速度快，无需计算和找零，支付的便利性和安全性都得到了提高。另一方面，与微信、支付宝等相比，数字人民币支持双离线支付，不依赖网络信号，即便在地震、台风等通信中断的极端情况下，居民也可顺利完成交易。同时，数字人民币在支付过程中不必绑定银行账户，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公众匿名支付的需求，更好地保护居民隐私。未来，数字人民币可能进一步向存贷款、理财产品等转变，届时将为百姓提供全新的财富管理渠道。

第二，减少纸币和硬币在印制、发行、运输、储存、安保等环节中的管理成本。如图1所示，近年来，我国流通中的现金持续增加，截至2020年3月，我国流通中的M0为8.3万亿，同比增长10.8%，与2019年3月相比提高了逾7个百分点。伴随快速增长的M0而来的是庞大的货币管理成本。以印制成本为例，2019年版第五套人民币纸币的雕刻凹版印刷、胶印对印图案等防伪手段需要高科技技术、特殊油墨和印刷工艺等支持，而硬币铸造则需要铝镁合金、不锈钢、钢芯镀镍、钢芯镀铜等材料，因此成本居高不下。此外，商业银行等机构运送、储存实物现金的成本也颇高，对经济造成了负担。据美联储官网显示，2020年美国货币业务预算高达8.8亿美元，其中，固定印刷费用的拟议预算约为5亿美元。因此，与实物现金相比，数字人民币免除了高昂的防伪、印刷、回笼、运输、库存和安保成本，提高了交易效率，减轻了社会的经济负担。

第三，有助于政府打击滥用货币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由于实物现金可被伪造且完全匿名，政府无法落实每笔资金的流向，因此往往被用于诸如洗钱、逃税、恐怖融资和贪污腐败等非法行为，极大地危害了社会秩序，滋生了不稳定因素，败坏了社会风气和诚信体系建设。根据央行反洗钱报告，2018年，中国打击职务犯罪案件追回赃款35.4亿元，查处传销案件涉及金额87.2亿元，破获走私案件涉案案值近70亿元。这些非法行为给社会治安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恶劣的影响。相比之下，由于数字人民币具有可控匿名特征，央行可在后台获取每笔交易的具体金额和交易双方的实名信息，锁定真实身份，实时追踪资金流向，有利于协助政府迅速高效地打击贩毒、走私、诈骗等犯罪行为；整顿贪污腐败，打造清正廉洁的干部队伍；降低逃税造成的财政损失；提前遏制恐怖分子的行动，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

第四，有利于增强金融稳定性，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数字人民币的普及弥补了过去的监管短板，意味着社会上任何个人或机构的资金流量与存量都处在央行的监管系统之下，所有的资金交易行为都实时在线，现金流和信息流实时纳入央行数据库，每笔资金的去向都清晰可见。在此背景下，监管部门能够持续监测到个人，制造业等实体企业，银行、证券等金融机构，股市、汇市等金融市场中的资金流量与存量的实时动态关系，且能够穿透底层资产并掌握资金的最终流向。这推动了监管部门对金融风险的管理由事后补救转向事前和事中的实时监测，有助于决策者及时采取措施对冲市场主体的心理预期，将金融风险提前扼杀于摇篮之中，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确保国民经济稳健运行。

第五，提高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一方面，数字人民币的落地将推动中国率先完成对传统货币政策体系的升级改造，释放货币政策工具的创新红利。传统的货币政策在出台后，通常需要经过若干资金流转环节才能到达政策目标，存在一定时滞，直接影响了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借助数字人民币，央行可向目标机构提前发放备用额度，但设置为未生效模式，等到金融机构需要使用这一额度时，央行再对其请求进行审核，将其额度设为有效，从而精准地完成货币投放。数字人民币的独特优势有助于央行实时把握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并制定和实施更为精准有效的货币政策，解决了政策传导过程中的时滞问题，提高了货币政策的时效性和准确性。另一方面，数字人民币有助于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当下，财政资金被挪用的案件频频发生。对此，利用数字人民币的可追踪性，可对政府公共支出进行追踪，保障财政资金的专款专用，增强财政政策执行的有效性。

第六，降低中小企业的融资门槛和融资成本，支持实体经济加快发展。数据显示，我国中小企业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城镇就业和90%以上的企业数量，是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维护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然而，融资难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中小企业。目前，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渠道尚不完善，中小企业主要依赖银行等的间接融资。而受制于信息不对称、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等因素，银行更倾向于为大型企业或国有企业提供贷款。资金的欠缺极大地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实体经济的增长。但在数字人民币落地以后，由于其具有可追溯性，经由企业授权，银行等金融机构能以较低的成本迅速获取企业真实的经营状况和流水信息，评价企业的信用等级和偿还能力，甚至能实时观测企业的风险变化情况，从而提高其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的意愿，扶持国内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第七，推动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中国数字经济持续较快增长。截至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31.3万亿元，占GDP比重为34.8%，名义增长20.9%，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11.2个百分点，对GDP增长贡献率达到67.9%，同比提升12.9个百分点。与2014年相比，数字经济总体规模扩大近一倍，占GDP比重提高了8.7个百分点（见图2）。数字人民币既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发布，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并列为五大要素。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可将实体资产和虚拟资产整合成为数字资产，再把数字资产无限分割和重新组合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推动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和专业化，带来更大的技术进步和市场规模，此时，经由数字人民币对其量化定价和销售，产生新消费，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但是，数字人民币在国内的推广也可能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与挑战。第一，新的技术往往伴随着新的风险、漏洞与骗术。加密电子货币的核心是密码，倘若犯罪分子使用技术破解密码，那么极有可能复制、伪造、篡改和窃取数字人民币。更有甚者，利用恶意软件、木马病毒等恶意攻击数字人民币系统，风险可能迅速扩散到整个货币体系，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此外，百姓需要警惕假借数字人民币名义实施的新型炒作和诈骗，避免经济损失。第二，数字人民币可能会挑战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当越来越多的百姓倾向于持有电子现金而非纸币时，未来ATM机的数量可能会逐步减少直至消失。同时，由于数字人民币背后是国家信用，而商业银行背后是企业信用，一旦经济出现波动或银行经营困难，客户会迅速将银行存款转换为数字人民币，加剧了商业银行的挤兑风险。尽管目前数字人民币仅替代M0，不付利息，倘若未来进一步向M1和M2演变，届时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将会直接受到影响，盈利模式面临巨大的转型挑战。第三，数字人民币相关的法律尚不完善。在数字人民币的使用过程中，百姓数据的隐私保护、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数据权限、各级监管部门的职责与权限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明晰，继而形成正式的法律法规予以保障。

数字人民币的国际影响

数字人民币仍然是人民币，只是用于交易的货币形态有所不同。人民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取决于经济实力及制度建设等一系列安排，中国经济有望在未来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人民币最有潜力与美元抗衡（亨利·保尔森，2020）。虽然目前数字货币不一定会改变人民币的基本性质，削弱美元的霸主地位，但它肯定会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数字货币新的形式在客观上降低了人民币的使用成本，提高了使用效率，有助于通过抵御libra的冲击、重塑现有的贸易结算体系和提高SDR中人民币权重、促进“一带一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共同发展等途径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进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一，中国主动有序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步骤和发展方向。数字人民币遵循“先境内后境外”的原则开启境内和跨境的推广，这是中国主动有序扩大金融对外开放的重要步骤。未来，数字货币必然对跨境支付、人民币国际化带来重大影响。19世纪，英国经由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英镑也率先成为主导世界的货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等老牌帝国主义强国遭受重创，美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元相应地取代英镑成为国际主导货币。自此，国家经济实力成为支撑货币国际地位的坚强后盾。然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后黄金非货币化逐步展开，美国经济也开始“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数据显示，1947-2017年，美国金融和房地产等虚拟经济的GDP占比从13.8%上升到了34.2%，提高了2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制造业的GDP占比却由25.6%下降到了11.6%，创下了自1947年以来的最低值。一方面，美国制造业不断萎缩，依靠进口大量物资满足自身需求；另一方面，输出大量的金融产品和出口少量的科技，最终形成了巨额的贸易逆差，美元丧失了币值坚挺的基础。美元国内购买力持续下滑，当下主要依靠其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使用量来维持国际购买力。而当美国经济不再能激发全球信誉和信心时，美元称霸全球的基础随之产生了根本性的裂痕。但是，一方面，近年来美国不断挑起与中国、俄罗斯等国家的贸易争端，迫使这些国家不断降低美元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使用。另一方面，美国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以及挑起事端令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美元金融资产呈现国际交易国内化的趋势。由此可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美元的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货币基本职能也正在逐步退化。美国国内经济的虚拟化在根本上侵蚀着美元的价值基础，美元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示威正在削弱其国际霸主地位。尽管在短期内，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霸主地位暂时还难以被撼动，但长期看来美元颓势已现。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外汇储备国、债权国和工业化制造业大国，中国经济实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货币及金融体系，未来我国的发展战略是“主动有序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此时，数字人民币推出及跨境使用，以新的货币形式在客观上降低了人民币的使用成本，提高了使用效率，扩大人民币的使用范围，进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第二，保护我国货币主权，警惕外部金融冲击的风险。美国硅谷、华尔街及华盛顿一直期望出台最好、最安全的数字货币，特别为金融市场较弱、货币波动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的约20亿人服务。2019年6月，Facebook向全球发布其数字货币Libra的1.0版本，在此版本中Facebook提出让Libra与包括美元在内的一篮子货币挂钩，其中，美元占50%，欧元占18%，日元占14%，英镑占11%，新加坡元占7%。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却被排除在外。倘若Libra如期落地，或将成为美元霸权向全球版图扩张的重要一环，可能直接侵蚀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并造成该国境内的金融风险。目前，虽然美元是信用评级最高的货币，但并未取代经济落后国家的主权货币。然而，如果通过数字化和篮子化包装成Libra的形式后，流通和使用成本大大降低，极有可能终结弱小国家的货币主权。因为一些小国本身金融基础设施和货币信用水平就低，一旦遭遇重大经济困难，居民势必更愿持有信用水平高、使用成本低的Libra。长此以往，小国的主权货币将被Libra吞噬殆尽。而货币是金融的载体，Libra一旦进化成超主权数字货币，就可以从该国的支付清算入手，逐步扩张至银行、保险、信托、证券、基金等金融领域，继而渗透居民消费、储蓄、投资等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触及全球任一角落的金融基础设施，全面危害该国国内的金融行业。因此，Libra的出现给其他国家的货币主权敲响了警钟。2019年9月，法德两国发表声明联合抵制Libra。考虑到货币效率是捍卫货币主权的基石，低效的货币体系终将被高效的数字货币所取代，因此，中国率先推出数字人民币，积极提高人民币的使用效率，抢占先机，彰显了我国坚决维护国家货币主权、国际地位和国内金融秩序的坚定决心。

第三，有效隔离人民币业务清算风险，促进互联网经济新秩序形成。中国金融深度放开意味着发生外部金融冲击风险的概率更高，如何在清算体系内阻隔风险是一个重要课题。对于跨国清算体系而言，原有的人民币跨境清算模式包括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清算行或代理行所有人民币交易业务均通过美国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传递跨境支付信息，完成跨境及离岸人民币结算服务。SWIFT国际支付网络可向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1.1万个金融机构发送和接受有关金融交易的信息。在2015年10月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运行一期上线之前，人民币的跨境清结算高度依赖SWIFT系统和CHIPS（纽约清算所银行同业支付系统）。CIPS系统上线后，与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相比，缩短了清算时间，提高了清算效率，但仍未摆脱对SWIFT系统的依赖。对于SWIFT我们应特别关注：首先，当前CIPS虽然与SWIFT实现了兼容，并完成了与国际主流清算系统的对接，但因为没有摆脱对SWIFT系统的依赖，仍然存在着潜在的金融风险问题，根据《欧美融资跟踪项目协议》的约定，SWIFT规定需向美国财政部提交其金融支付报文，而这威胁到成员国跨境支付清算业务处理和数据安全。可以看出，如果没有自己独立的报文传输系统，仅依赖SWIFT，对主权国家而言，仍然存在巨大的经济金融风险隐患。其次，中美贸易博弈的背后实际是金融的博弈，而支付结算系统的博弈是我国深度开放下外部金融冲击应急系统组成部分，切不可忽略。由于清算行模式和代理行模式依然存在，仍需要警惕跨境清算风险对国内的感染和传递，时刻关注外部金融冲击对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产生的风险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CIPS应保持与SWIFT的兼容及与国际机构的协调，同时注意克服CIPS对成员流动性占用和成本高等弊端，逐步发展成高效而相对独立的结算体系，以隔离金融风险的冲击。可喜的是目前CIPS与SPFS（金融信息传播系统[俄罗斯对SWIFT的替代。]）共同拥有全球大约10%的金融机构使用者。数字人民币的落地不仅能极大地提高跨境支付、清算的效率，降低结算成本，一定程度上还能保护贸易双方不受到美国基于SWIFT系统的经济监控，提升结算的安全性。同时，有助于中国挑战SWIFT在跨境支付领域的主导地位，提升人民币在全球的地位，进而逐步发展成全球化的支付和结算基础设施，促进全新的国际贸易数字结算体系和互联网经济新秩序的形成。

第四，提高SDR中人民币权重，增强人民币国际储备货币功能。特别提款权SDR在国际清算、商品与资产标价、储备资产等各方面发挥作用。2016年10月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SDR是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资产，人民币自然成为国际金融市场的主要币种之一。中国加入SDR提高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进而提高了人民币被接受的程度。SDR货币篮子构成的主要依据是该成员国或货币联盟的商品与服务的出口值，以及该经济体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被其他经济体所持有的数量。这两个指标中贸易比重大约为75%，前者大大高于后者。所以，人民币在SDR中的权重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及比重，而数字人民币有望提升跨境结算效率，扩大我国对外贸易规模，进一步提高人民币资产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吸引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另外，IMF每5年会对各种货币在SDR中的权重进行一次调整，以反映世界经济发展的变化。1980-2020年各种货币的构成如表1所示，从1981-2020年40年的发展历程看，美元在SDR中的比例一直保持强势，随着2016年人民币与欧元、日元和英镑成为世界外汇储备中的重要组成部分，SDR比重的增长对人民币国际化具有战略意义。未来SDR还存在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2020年数字人民币落地之年恰逢SDR权重即将调整之年，数字货币通过强化贸易支付、官方储备等重要的国际货币职能，将有望在SDR定值货币构成、分配、使用范围等获得更高的比重，从而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第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人民币在国际上的使用比例还非常低。截至2019年，人民币在国际贸易结算中的份额占比是2.15%，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占比是1.97%。相比之下，美元、欧元、日元在国际结算中占了80%，外汇储备占到近90%。数字人民币有助于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人民币走出去，一方面，数字人民币的推广有助于加快“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体经济增长，增强人民币国际化的经济基础。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成为推动我国实体企业走出去、加快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62个国家新签署了6944份工程项目合同，涉及金额为1548.9亿美元，占中国对外工程新签合同总额的近60%。此时，数字人民币通过提高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结算、投资和交易的便利性，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扩大企业的业务规模和利润，增强我国的实体经济水平，提升综合国力，为人民币国际化提供强有力的后盾。另一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各经济体发展金融等虚拟经济，有利于提高人民币资产在新兴金融市场的份额。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先后牵头成立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减轻对美元、欧元的依赖，缓解成员国币值的过大波动，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等的基础设施融资缺口。数字人民币有望以其使用成本低、交易效率高等特征吸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采用人民币结算贸易交易，方便发行人民币债券，使人民币资产成为国际上稳定可靠的避险资产、主要的国际储备资产。同时，作为人民币国际化努力的一部分，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逐步尝试和扩展石油和其他主要大宗商品等领域的人民币计价。“一带一路”倡议引领未来的数字人民币获得市场份额，这有助于提高人民币的全球地位，并成为中国向海外投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作者为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南开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熊丽对本文亦有贡献）

【注：本文系研究阐述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深度开放下外部金融冲击应急系统研究”（项目编号：20ZDA10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