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至13日,在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成立26周年之际,第十四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6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金砖智库和政府部门等160名专家学者,以及天津市高校师生,共460余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本次会议聚焦“虚拟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影响及其逻辑”这一主题,围绕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虚拟经济理论与增长模式、金融房地产统计监测、金融本质与监管、数字虚拟资产风险、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比较优势与分工理论再审视、国际贸易与货币金融规律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的刘骏民教授在第十四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题为《百年世界格局演变的规律与走向——为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中心26周年庆所作》的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各位来宾、各位同学:
大家好!今天我交流的题目是《百年世界格局演变的规律与走向》。
从现在上溯一百年,一直影响世界格局演化的不过三大历史事件:一是从苏联诞生到二战后形成冷战格局,再到苏联解体;二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去工业化;三是中国经济崛起。这三大历史演化事件决定着世界经济基本格局的演化,也检验着迄今一切经济理论的真伪。理解了这个历史发展趋势,就意味着看透了历史演化的逻辑。
一、传统计划经济为何兴起又衰落?
冷战格局的两大经济支柱:苏联社会主义阵营靠的是计划经济;美国的资本主义阵营靠的是混合经济。
1.传统计划经济初期的工业化优势
计划经济刚刚出现的时候,优势非常明显,最突出有两个表现。第一,1929年到1933年的全球大危机,计划经济完全不受影响,没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也说明,经济周期与经济制度直接相关。第二,苏联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短短二十几年就完成了工业化,还打败了纳粹德国。所以战后很多国家都效仿苏联搞计划经济和国有化。其最大的优势是在苏联初期计划经济目标明确的情况下,从落后状态迅速工业化确实有奇效。
2.传统计划经济的缺陷及改革的尝试
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有三大方面。第一,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容易滋生官僚主义,出现新的官僚阶层。第二,是指令性计划抑制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经济缺乏活力。第三,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理念之下,消费品短缺严重。
最早对计划经济进行改革也有三个尝试。
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就是针对以国有化为基础的苏式计划经济的。南斯拉夫经济学家卡德尔是反对将国有化与国家所有制画等号,提出工人自制和地方自制方案和社会所有制概念的代表人物。南斯拉夫曾被批判为“市场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也是最早将市场经济融入社会主义的尝试。其失败的原因,西方学者认为是由于其企业行为目标是个人收入最大化导致工人自治没有长期生存的能力。政治家们认为自治制度激化了地方之间和民族之间的矛盾。铁托去世之后,矛盾进一步激化,在苏联宣布解体的背景下,南斯拉夫1992年4月也宣告解体了。
苏联20世纪60年代的利别尔曼改革,想以利润为核心考核指标、给企业放一点自主权,但本质上还是计划配置资源,没有真正的市场,也没有成功。到了80年代,计划经济缺乏活力的缺陷突出显现。整个计划经济国家都在寻找新路,苏联东欧选择了全盘西化,最终在1991年苏联解体,传统计划经济走到了尽头。
如果说世界上还有一个彻底掀翻计划经济的改革尝试,就是中国曾经的“文革”。“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如果单从对计划经济的影响看,“文革”是在批判苏修之后完全破坏掉传统计划经济的一场运动。
从马克思到列宁再到斯大林,从来不曾认为,一个连工人阶级都很稀少的极端贫困落后的农业国可以成功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并建立起社会主义国家。在毛主席从事的革命历程中,外部斗争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就是他的“理论创新”要面对自己阵营内的权威及其势力强大的党内追随者。从湘江战役的血流成河,到抗美援朝胜利对斯大林谋求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关键一战,我们一直能看到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深入到了何种程度。中国不打算走苏联的道路,也是那个时代一切动荡的关键起因。对毛主席来说,走什么道路不但是战争时期的首要问题,也是建国以后必须放在首位的问题。正是老一代领导人为中国今天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留下了不受传统理论约束的厚重精神财富。而乱中求治的重担最终落在了同样不被任何前人理论约束的邓小平身上。
3.混合经济的繁荣
从罗斯福新政到二战时期的战时经济,再到战后的马歇尔计划以及随后的凯恩斯主义。政府对经济的走向起着重大作用,将这个时期统称为混合经济并不为过。正是这种混合经济,支撑了战后西方经济的恢复和几十年的繁荣。罗斯福新政及此后的战时经济时期,从最低工资法到累进所得税再到对工会的保护和对资本的约束,政府直接插手市场运行过程;直到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干预政策,为美国创造了强大的工业基础。面对经济危机和战争,强制市场服从国家利益的运行方式,与战后凯恩斯主义政策削平经济波动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生产过剩危机的冲击以及社会矛盾的激化。同时由于市场经济依然是美国的经济运行基本方式。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活力依然存在,与苏联后期缺乏活力的经济相比具有相对优势。
二、美国为何走向去工业化与虚拟化?
美国的去工业化并不是政府规划的,而是资本逐利行为的共同选择的道路。
1.美国经济滞胀原因的误判
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滞胀,短期需求管理的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因为问题出在供给方面长期的产业结构上,不是短期需求刺激就能奏效的。如当时的汽车在原有产品功能不变的情况下,刺激需求不再能使企业扩张,现有的产能就足以满足扩张的市场需求。因此,短期刺激需求的政策就完全失效了。只有新的产业出现和新老产业结构的新陈代谢,经济才能增长。这在美国一直是由市场自发完成的,政府从未干预到这个层面。但西方经济学家多数从不认为产业和产业结构的新陈代谢才是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而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需求干预过度频繁导致政策失效。里根上台之后推行所谓里根经济学,废弃了之前的混合经济,放松管制,让市场完全自由运行。于是低端产业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更严重的是金融自由化全面铺开。四十年下来,美国就成了去工业化的经济。随着奥巴马正式宣布再工业化政策,去工业化就成了美国官方承认的负面词汇。
2.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与美国的去低端工业化
在市场经济中,所有高科技如果不能产业化就不能赚钱,高科技就自身难保,也就不能推动经济增长。而高科技一旦市场化,就会引起新产业扩张,也就进入了新技术扩散阶段。张伯伦曾经在他的《垄断竞争》一书中指出,新科技的专利往往会刺激大量类似的科技专利出现,加速新产业的扩张。技术扩散与产业扩张是同一个经济增长阶段。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技术挑战和新产业挑战,只有那些垄断性大企业才有可能将其高端产业地位维持更长一些。绝大部分高端产业都有成熟、老化,从高端向低端产业转化的过程,只是有先后之别罢了。低端产业也不会永远是低端,只要有高端技术不断介入,产品不断更新,就会形成新的高端产业。这也是高端产业形成的一种路径,低端产业高端化也是一种普遍规律。高端产业可以来自实验室,也可以来自低端产业的高端化,来自民企的创新,甚至一些偶然的事件。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永远甘居贫困和低端产业链。新技术不断出现,老技术不断被淘汰,新旧技术替代和新老产业替代过程就是永世不变的经济增长底层逻辑。这个经济增长底层逻辑描述的不仅是量的增加,还包括着质变和创新。历史不停止,这个经济发展循环就会继续。从短期看,一旦低端产业移出本国,就意味着强化了本国高端产业对境外供应链和市场的依赖性。失去了低端产业,高端产业就无法独存。
3.美元霸权靠什么维护?其支撑虚在何处?
在美元和黄金挂钩的时候,明面上美元价值是靠美国的黄金储备支撑的,但是我们首先应该记住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是在二战时期,是以美国强大的工业化实力为基础的。现在,美元国际货币的基础不再是与某种贵金属挂钩锚定其价值。而是靠国际经济中使用美元进行国际支付的数量来支撑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2025年国际贸易总额大约26.4万亿美元,这些贸易近70%以上由美元结算。但这还远远不足以支撑美元的霸主地位。真正支撑美元霸主地位的是国际金融交易。2025年国际金融交易中,仅外汇交易加上利率期货交易的日均交易额就达到17.5万亿美元。如果加上其他国际金融交易,保守估计,国际金融市场上每日滞留资金至少是其一倍半或两倍,大约26.25万亿—35万亿美元。这意味着每日国际金融市场中的美元资金存量就超过全世界实物贸易额一年的累计数量。如果没有这么庞大的国际金融交易额,这些美元即使一半压向商品市场。美元购买力会狂跌直至崩溃。反过来看,如果不断有可供炒作的资产市场介入美元计价的国际交易,加上杠杆化,美元就可以继续无视实物贸易美元使用量的下降,继续成为国际交易中占比最大的货币。例如比特币、稳定币,甚至将美债、纸黄金与这些虚拟资产打包形成新的可炒作金融资产,用美元结算,就可以维护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在当今世界,金融交易各市场滞留的货币要比实物贸易和运输旅游等非金融服务贸易中流通的货币数量大数百倍。他们构成对美元的支撑,也是悬在美元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核心在于美元的价值不是由金融资产的交易量来定价的。既不能用购买债券和股票的数量来为美元定价,更不能用购买比特币的数量来为美元定价,衡量其价值的唯一标准是美元的购买力。表面看是美元在全世界的购买力。但从根儿上看,这个购买力的核心是美国自己的工业化生产能力。美国向世界提供最多的是债务,衍生交易等等。庞大的国际金融交易与美国自身的生产力相比差距巨大,美国自身的经济实力越来越虚,霸权最后的支撑力是武装力量,但武装力量的背后还是要靠工业化经济来支撑,而不是靠庞大的美元金融资产。
4.去工业化的本质就是经济虚拟化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就说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是赚钱,生产只是赚钱过程中不得不经历的“倒霉事”。现在美国无论国际还是国内,主要利润都来自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炒作,少数大资本拿走了大部分利益,中产阶级不断破产,原来的橄榄形社会已经变回了金字塔形,形成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
用钱赚钱被不少人当作金融的本质,而虚拟经济最吸引人的地方也是可以避开生产过程这个倒霉事来赚钱。用钱赚钱曾经是高利贷自古就有的传承,马克思说,高利贷是寄生在买卖双方身上的吸血鬼,当某些金融创新蜕变成这样的活动时,就会堕入完全脱离实体经济“炒作”虚拟资产的状态。美国不但在国际靠金融优势“割韭菜”,而且国内的主要利润来源也更依赖这种远高于高利贷用钱生钱的盈利方式。少数大资本具有绝对优势,中产阶级正在破产,美国的橄榄形社会正在回归“金字塔”。虚拟化的美西方社会,已经从完全自由化的市场经济演变为经济虚拟化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美元不是在收“铸币税”,是在长期吃免费午餐。而西方经济学的祖宗们一直告诫他们的后人,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
三、中国为何能走出不一样的发展道路?
中国的百年历史不是历史学家写出来的,而是那些面向世界,更懂中国的人们一步步走出来的。
1.中国与市场经济的渊源
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第一个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社会,此前无论是大一统的帝国还是由众多贵族领地组成的分封制国家,所有生产资源都是掌握在持有权力的贵族手中。虽然市场一直伴随着这些国家,但他们并不是市场经济。
南开大学著名教授傅筑夫曾经用大量的历史与考古发现证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在战国时期。中国战国时期与欧洲资本主义孕育时期的状态相似:小国林立,国际的贸易规模越来越大,滋养出掌握巨额财富的大商人和初具规模的工场手工业。这些工商业的经营活动不受任何大一统帝国法制的约束,只遵循长期形成的市场规则。似乎只要小国林立的状态持续得再长一些,中国就可能出现纯粹的资本主义。但是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是外来的,这一点却是学界的共识。自秦统一中国以后,中国的郡县制居然一直采取重农抑末的政策,却从不排斥市场经济。中国有漫长的市场经济历史,但市场从来没有成为中国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机制。
2.摸着石头过河为什么是科学的方法
改革的过程不是精确的制度设计,然后去逐步落实。摸着石头过河是在实践中探索和发现规律,而后还有两种选择:一是完全任由规律自发起作用,二是尝试驾驭规律让它“为人民服务”。如同发现洪水的规律,既可以事先逃避,也可以像建设都江堰那样顺势治理。改革过程也是生产资源的大转移,从计划时期几乎全部由国有企业占有,转化成国有企业、民营、合资等多重所有制企业占有生产资源的格局。资源在大转移的同时也形成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市场化自然发展的速度极快。随后一些负面现象频出,法律管制也相应推出,法治在不断完善,市场逐步形成。从邓小平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经历了漫长的改革磨砺,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从理论上为中国最重要的机制——资源配置确定了原则: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无论国企、民企,一律在市场原则及相应法规下运行。
但是,中国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初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共同富裕之路,立场一直坚定不移。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计划经济的重要优势,也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民族传统。二者的区别在于:计划经济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排斥私有制,排斥逐利行为。而中国古代传统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包容私有制和商人,允许他们的盈利行为,却要求与国家社稷利益一致,商人往往顺从。在当代中国,计划经济的精髓仍被保留,五年计划不再是僵死的各类具体指标约束,而是长期目标的制定和努力方向及实现步骤的规划。这远非凯恩斯短期干预所能比,它首先能保证经济遵循市场基本运行逻辑,其次,保证社会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和连续性。
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方式融合为一体,形成了巨大的“新质生产力”,迅速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在中国,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是市场、国家和大众的共同利益。尽管三者之间关系还有需要进一步弥补的不足,只要方向坚持下去就会出现日益完善的“合力”和“合利”方式。
3.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
新质生产力是指当今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自然需要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个方面来认识它。从物质属性看。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的技术基础变了,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本身就具有日益社会化的性质。这样的生产力不但恰好符合中国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性质,同时也对少数寡头金融资本统治的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也是去工业化经济的希望所在,新的生产力会创造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对本就具有社会化技术基础的社会生产力有巨大的强化作用。既有市场活力,又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二者相融意味着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政府和国企的事。大事往往是民企、私企和国企加上政府共同的事情。国企可以在不盈利的情况下,将高铁建了5万公里,个体或集体也可以干防护林工程和大规模治沙。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具备的。
四、总结与展望
回顾百年历史,僵化的传统计划经济已经终结,严重去工业化的经济正在再工业化的道路上挣扎。中国经济还在继续它的发展道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出现新的曙光,最终会走向一个更加公平、共同发展的新世界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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