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12至13日，在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成立26周年之际，第十四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6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金砖智库和政府部门等160名专家学者，以及天津市高校师生，共460余人出席了这次研讨会。本次会议聚焦“虚拟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影响及其逻辑”这一主题，围绕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虚拟经济理论与增长模式、金融房地产统计监测、金融本质与监管、数字虚拟资产风险、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比较优势与分工理论再审视、国际贸易与货币金融规律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教授在第十四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上发表题为《虚拟经济视角下坚持实体经济发展的几点理论思考》的主旨演讲，全文如下：

当前全球博弈的背后本质上是金融博弈，而金融博弈的基础是实体经济，并最终由实体经济的实力决定。因此，中国必须始终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战略，这一判断涉及三个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

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与基本逻辑是什么？

“剑桥资本争论”是一个经典理论命题，对充分认识市场经济、揭示市场经济本质具有深刻启示。其核心问题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由生产技术表现的物质系统，还是一个由社会关系表现的价值系统。新古典综合派主张运用总量生产函数解释生产要素定价，强调“技术关系”在分配中的决定作用，而新剑桥学派则基于古典经济学“社会经济关系”的传统，认为资本品异质性导致总量生产函数在加总上存在逻辑循环悖论。例如，在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所有统计变量均套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并不反映货币金融等社会生产关系，仅表示为实物及实物生产的技术关系。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中，从微观资源配置机制到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却恰恰忽视了货币及金融，微观经济学没有货币和债务，宏观经济学坚持货币中性说，如果不是这样，西方经济学的整个理论大厦将会倾覆。西方微观经济学至今依然将经济的本质看作是一个没有货币金融的物质过程，不区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不区分价值形成过程和物质生产过程，因此也无法认识市场经济的本质。

“虚拟经济”命题直面“剑桥资本争论”核心问题：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个价值系统和价值增殖系统，而资本逐利本性，体现在热衷于追求脱离实际价值的价值增殖。从货币是商品价值属性独立化发展理论，以及货币脱离贵金属走上符号化的历史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物质生产与价值增殖的统一”演化为相对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价值增殖过程，其背后的历史逻辑就是经济虚拟化。而虚拟经济相对独立运行方式及其自我膨胀机制，资本的剩余价值生产从大规模雇佣劳动转向借助虚拟经济进行“掠夺性财富收割”的因果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治理，以及以美元纸币为世界货币的国际金融体系，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垄断全球金融信用创造机制，掌控了金融领域的定价权、支付清算权和规则制定权。金本位下的资本国际运动曾先后以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为主，虚拟资本买卖处于从属地位。新自由主义时期，去工业化或虚拟化资本主义时代这种关系发生了重大翻转。金融自由化下虚拟经济主导的增长模式，导致脱离物质生产过程的资本价值增殖独立化趋势日益加剧，经济呈现“去工业化”及“产业空心化”，也是资本长期追求货币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并容易引发金融危机及一系列社会问题。虚拟经济理论直面决定未来经济学走向的“剑桥资本争论”，西方国家“去工业化”或经济虚拟化，揭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同时，这一科学结论回应了“剑桥资本争论”，并为不同市场经济模式的世界各国提出了警示！

二、为什么中国要坚持不走“脱实向虚”道路？

价值创造问题源自对统计核算制度背后经济学逻辑的思考。现代主流经济学以新古典效用价值论作为统计核算的理论基础，将实体经济生产、虚拟经济服务实体经济、虚拟经济自我循环混在一起，所有投机、比特币炒作、稳定币炒作的收益和收入都可以计入GDP。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这完全是三种不同的活动。效用价值论把生产要素看成价值源泉，继承古典经济学土地、劳动和资本共同创造价值的理念，同时引进心理因素，强化效用的主观性。因此，无论是满足生理需要还是心理需要，无论是有形产品还是无形服务，无论是人类生产的还是大自然赐予的，效用就是价值，这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完全不同。

当制度理论基础由劳动价值论转向效用价值论时，金融与房地产部门所创造的GDP及价值往往呈现快速增长态势，且这一现象通常被赋予正面评价。经济繁荣时期，房地产和金融发展很快，尤其在第三产业内部，二者过度发展常被视为第三产业高端化的标志。第三产业系统混杂，除工业与农业外的所有行业均被归入其中，而房地产与金融等投机活动较为常态化的领域，更容易把空转的风险记录为经济增长并纳入GDP核算，从而产生误区。2008年金融危机之所以未能被有效预警，正是因为GDP数据表现优异、增长速度较快、经济呈现高度繁荣，进而对判断形成了误导。

什么样的财富才是真正的财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历经多轮修订，其中2025年最新修订的统计核算标准尤为值得关注。该标准以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将比特币、稳定币等虚拟货币悉数纳入核算范围，并赋予其生产性属性，金融业的“生产性”边界不断扩展，这一处理方式意味着大量泡沫化的虚拟财富将被计入GDP，进而可能扭曲对经济发展本质的认知。这警醒我们对虚拟资本“价值创造”与“财富幻觉”不同性质的深刻反思。

三、为什么走特色金融发展之路，不盲从西方标准？

为什么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这涉及金融基本功能，金融基本功能即储蓄转化为投资形成固定资本积累，是真实的投资，由货币金融的本源决定。“金融投资”的股票、债券等只是广义储蓄。随着金融自由化和放松金融管制，金融功能现在更多以风险管理、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作为发展目标和获取收益途径。

金融业利润最大化是西方金融效率评价的主要标准，这一标准植根于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人假设。有效市场假设的前提是参与市场的投资者有足够的理性，能够迅速对所有市场信息作出合理反应。所以，只要经济充分自由化，市场就会自动达到均衡状态。对于金融风险管理，只要大家管理好自己的风险，各自的风险和收益之间达到均衡时，系统的风险一定是最小的。在市场有效条件下的利润最大化金融效率理念下，每个微观市场主体均能够管理好各自的风险，进而实现金融体系风险可控，看似将风险进行精细分配，实则将金融安全排除在效率评价框架之外。

然而，金融风险并没有随着金融获利能力的提高而减少，亦未在定价技术与风险管理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得到有效消减，反而在信用创造、杠杆扩张和投机炒作中不断积累。高超的风险管理技术并没有让大多数金融机构和个人躲过风险，自由化也没有使人们远离金融危机。事实表明：金融危机几乎总是在金融体系利润增速峰值期、创新活跃期与资本回报率高位期爆发，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再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几乎每一次重大金融危机爆发前，金融体系均处于利润增长最快、创新最活跃、资本回报率最高的时期，而追求精确数学推演的各种风险匹配模型却未能预测这些风险和危机，“有效市场理论”由此必然受到质疑。

西方金融业的利润最大化效率标准，事实上挤出实体经济、加剧财富不平等分配，诱发全球金融动荡，有悖于中国特色金融发展要求。国民经济高度依赖虚拟经济是靠不住的，强大的实体经济才是人类福祉保障的基础。“金融具有功能性和盈利性双重属性，盈利要服从功能发挥”（习近平总书记），回归实体经济是保证金融功能性与盈利性协调的核心前提。那么，如何衡量金融效率的标准？首先，金融回归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金融为股票、债券及衍生品的投机炒作只是追求货币收入，而为以芯片、操作系统为代表的高科技实业投融资，才能真正体现其融资效率；其次，要防范系统性风险。西方金融创新和金融自由化下，金融创新本身更多用于回避风险，以回避风险为己任的金融活动，在帮助人们回避个别风险的同时，却积累着系统风险，个别风险系统化和社会化，引发金融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背景下坚持稳定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相关观点先分享到此，有兴趣的学者可以参阅由人民出版社2026年出版的《中国实体经济发展趋势与逻辑——虚拟经济的视角》一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