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专题
学术交流|聚焦虚拟经济前沿 纵论中国经济发展——第十四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主题演讲

  2026年9月12至13日,在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成立26周年之际,第十四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举行。本次会议由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协同创新中心、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南开大学统计制度与方法研究中心、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承办。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南开大学等60余所高校、科研机构、金砖智库和政府部门的160名专家学者,以及天津市高校师生,共460余人出席,累计参会超1200人次。本次会议聚焦“虚拟经济对世界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影响及其逻辑”这一主题,围绕去工业化与再工业化、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虚拟经济理论与增长模式、金融房地产统计监测、金融本质与监管、数字虚拟资产风险、中国特色金融理论与国际金融体系重构、比较优势与分工理论再审视、国际贸易与货币金融规律等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欣教授致辞答谢

  会议期间,除9月12日上午的会议开幕式、新书发布和主旨演讲外,9月12日下午和9月13日上午连续举行两场主题演讲专场,来自全国17所高校、科研机构和期刊出版单位的20位专家学者先后作主题发言,围绕虚拟资本理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金融风险防范、科技金融创新、金融高水平开放、算力发展、收入分配、全球资本流动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研讨。

9月12日下午会议现场

  9月12日下午,南开大学张俊山教授、四川大学张衔教授、武汉大学范如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陈梦根教授、四川大学王彬彬教授、中央财经大学黄乃静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杨慧玲教授、南方科技大学杨招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赵文研究员、张方波副研究员、清华大学李帮喜教授、上海市委党校唐珏岚教授,分别作题为“对当前政经理论界对资本认识中的几个拜物教观念的批判”“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的若干思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二象性’演化机制”“算力发展:国际比较与影响因素”“回归金融‘初心’,服务实体经济”“构建基于微观大数据的宏观预测体系、增强宏观预期管理能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演变与债务运动——明斯基现金流分析中的美债风险及其启示”“政府引导的科技企业资产证券化循环模式 (TEITs)”“虚拟经济收缩后的收入分配形势”“如何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看待金融高水平开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虚拟资本理论的拓展与中国经验”“全球FDI流向分化:深层动因与中国应对”的主题发言。

9月13日上午会议现场

  9月13日上午,南开大学田利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钱宗鑫教授、北京大学吴文研究员、上海交通大学周书俊教授、中国科学院大学郭琨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李伯尧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执行主编刘然、《管理世界》杂志社王群光研究员,分别作题为“虚拟经济、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和社会主义可持续发展”“分工结构与金融风险防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货币价值基础”“虚实共生、公共信用与中国式现代化均衡发展”“能源与气候金融的虚拟经济特征”“银行信贷内控周期与信贷资源利用率”“传播中国学术精品,服务全球知识创新”“《管理世界》稿件编审流程优化与制度建设介绍”的主题发言。

张俊山教授(左)、张衔教授(右)

  张俊山指出,当前流行的“资本是生产要素”“资本具有二重性”“资本逐利是天性”“对资本要一分为二”等观点,实际上是资本拜物教观念的不同表现。资本的本质不是生产要素,而是生产的物质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所取得的一种社会形式和社会属性,资本从其自身运动逻辑来看,具有一种脱实向虚的内在趋势,资本的逐利性来自使物成为资本的生产关系——雇佣劳动关系。

  张衔指出,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妥善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会造成经济脱实向虚,该现象一方面源于货币资本过剩,另一方面也受实体经济、职能资本平均利润率下行影响;有息证券交易天然会催生投机套利行为,这类活动属于零和博弈,需要持续的货币供给作为支撑。对此,可通过加快实体经济创新与结构调整、发展新质生产力、落实严格的分业经营制度、提高有息证券交易所得税等方式,引导过剩货币资本回流实体经济。

范如国教授(左)、陈梦根教授(右)

  范如国从复杂系统科学的“二象性”理念出发提出“热气球模型”:吊篮代表实体经济、气球代表虚拟经济,二者匹配时系统稳定运行,气球过度膨胀则可能爆裂并拖累实体经济。他强调要处理好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金融创新应与实体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为企业生产服务,围绕生产要素、消费要素来创新,绝不能为创新而创新。

  陈梦根指出,算力已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更是重塑全球经济竞争格局的新引擎,并从算力规模、算力应用、算力环境三个维度构建综合评价体系。测算结果显示,G20经济体算力发展水平分布并不均衡,算力资源高度集中于中美两个经济体,并已形成美国以技术驱动、欧洲以算力环境支撑、日韩产业嵌入和中国规模驱动为代表的四种发展模式。经济水平提升、制度体系完善、外资流入与高端人才集聚,都能够显著推动算力水平提升。

王彬彬教授(左)、黄乃静教授(右)

  王彬彬指出,今天中美两国形成鲜明对照,“中国更多依托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而美国则更多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故事,通过资本市场形成巨大的虚拟经济扩张”。他认为,在如今全球工业重心的第三次历史性转移的背景下,要处理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回归金融“初心”,把金融服务生产、发现价格、管理风险的功能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结合起来。

  黄乃静指出,传统宏观预测将微观信息加总成单一变量后再预测,会产生大量信息损失,忽略了大量微观层面的异质性信息和个体之间的交互作用,为此她和团队提出基于微观信息的宏观预测框架,用近20000家企业会计盈余预测美国经济增长、用34000余家公司个股价格信息预测美国通货膨胀,整体预测精度提高近30%、短期预测提升约50%。她表示,基于微观信息的宏观预测框架有助于显著提高宏观预测精度,且与异质性宏观模型的发展趋势相契合,进一步凸显微观个体异质性信息在宏观经济分析中的重要价值。

杨慧玲教授(左)、杨招军教授(右)

  杨慧玲借鉴明斯基现金流分析框架,将现金流划分为收入现金流、资产负债现金流和投资组合现金流,指出金融投机盛行,虚拟资本泡沫膨胀与信贷扩张形成螺旋式相互强化,债务创造持续推高杠杆水平,加剧金融掠夺与经济脱实向虚,造成现金流权重倒挂。收入现金流的萎缩,是金融风险发生的条件。她还指出美债风险会通过多重渠道向外传导冲击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对此应建立债务长效管理机制,坚持实体经济为本,防范脱实向虚,引导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

  杨招军指出,现有科技金融模式主要存在科技创新风险分散与收益共享渠道狭窄、商业性资本难以充分支持社会效益较高但短期收益有限的项目,以及科技企业融资需求与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需求缺乏有效衔接等局限。他提出在中国情境下,科技金融具有较强的政策目标属性,其相关的制度设计不仅要考虑经济收益,还要统筹创新激励、金融稳定和社会效益,充分发挥“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组合优势。

赵文研究员(左)、张方波副研究员(右)

  赵文通过资金流量表与住户调查测算“收入漏报率”发现,近年来漏报率上升更多反映经营性收入和新就业形态收入的增加,而非高收入群体的进一步扩张;2022年前后起,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所缩小,基尼系数保持稳定;收入漏报率上升,且官方数据调整进一步强化这一指标的指向性,收入漏报率与平中比同步提高。他指出,虚拟经济占比回落、财产净收入漏报率下降,反映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速放缓。

  张方波指出,不能简单地将金融高水平开放理解为金融市场准入程度的提高或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而应当把它放在资本运动、货币国际化、金融资本跨境流动以及国家经济安全的整体框架下加以认识。针对美元主导地位突出、金融资本国际配置结构性错配等现实困境,他提出增强境外人民币流动性稳定性、优化金融开放制度安排、坚持有序开放和风险可控相统一等策略选择。

李帮喜教授(左)、唐珏岚教授(右)

  李帮喜认为,金融与实体经济是一种二元融合关系,而不是二元对立。在传统两大部类基础上引入虚拟资本部类,构建三大部类表,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金融对宏观效率的贡献,金融能够作用于实体经济的生产过程、技术组合、投资、消费以及收入分配结构,优化实际坐标与最优边界,进而提升宏观经济效率。多措并举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注重规模、结构和效率,注重回流两大部类比例关系,释放部类层面虚拟资本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溢出效应和平衡潜力,最终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唐珏岚基于“安全性——收益性——流动性”框架分析全球FDI流向,将其概括为“向高、向新、务实”三个特征,认为国际资本流动已进入更加突出安全优先、创新驱动和区域集聚的新阶段。她表示,面对全球资本格局重构,中国要稳住外资基本盘,守住安全底线;以优质的市场和产业生态吸引高端资本,放大收益优势;畅通流动渠道激活发展动能。

田利辉教授(左)、钱宗鑫教授(右)

  田利辉指出,当前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形态使得对“实体经济”的理解不断深化,西方传统金融发展模式的过度金融化存在经济、社会、生态三个维度的不可持续性,其根源并非单项政策失误,而是资本逻辑主导的发展路径本身。中国特色金融之路依托五大命题回应可持续性的五个维度——“何以存续、为何而在、为谁服务、向何处去、由谁主导”,坚持让金融回归服务本源、站稳人民立场、面向绿色发展、走好自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金融之路必将持续拓展。

  钱宗鑫指出,基于产业分工形成的商业信用网络深刻重塑企业与金融体系的风险特征,分工与网络结构的集中能够有效治理金融风险、保障流动性协调机制顺畅运行,是产业转型阶段防范金融风险的关键抓手。立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导向,将生产网络结构与系统重要性行业、企业纳入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不仅能够实现金融风险精准防控、促进金融与产业协同稳定发展,更是筑牢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体系的重要举措。

吴文研究员(左)、周书俊教授(右)

  吴文指出,当下“说清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征、运行机制,以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怎样结合在一起的”仍是经济学领域难题。为此,他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形成和发展,必须放到这种货币金融制度演进的历史背景下理解,通过货币价值机制与社会主义制度安排的协同,探索市场效率与社会主义分配目标相统一的实现路径。

  周书俊指出,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并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共生关系,虚实共生是经济常态、阈值双向互动是经济演化规律;政府债务本质上是国家信用,政府公共信用是平抑经济波动的关键工具,结构性失衡是经济风险的根本成因。中国通过构建虚实辩证共生的经济生态,为破解全球经济失衡、推进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方案——“依托实体、规范虚拟、用好信用、锚定共富”,彰显了大国责任与全球治理贡献。

郭琨教授(左)、李伯尧副教授(右)

  郭琨指出,能源与气候金融具有典型的虚拟经济特征——服务于实体经济、价值的虚拟性、高风险性和强传染性。她认为,当前能源价格已经高度金融化,能源价格金融化以后,国际市场风险、地缘政治风险和气候风险都可能通过金融体系进一步传导,气候金融风险管理实务的核心目标是阻断气候风险由企业向银行传导,避免气候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金融风险。

  李伯尧认为,银行兼具私人属性与公共属性,二者结合可内生生成经济周期,银行依靠利差积累资本、提升货币创造能力,形成正反馈的信贷扩张机制,而现有金融监管侧重风险而非银行利润与信用创造的关联。他构造“信贷利用率”指标发现,疫情前我国国有、股份制、农商行等各类银行信贷资源利用率长期稳定在20%—30%左右,与实体经济形成比较稳定的配合关系,疫情冲击后该指标出现明显波动;货币政策不能仅依赖单一利率工具,还需建立针对银行利差和信用创造能力的调控工具。

刘然主编(左)、王群光研究员(右)

  刘然介绍,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成立于1958 年,主营期刊出版、学术世界平台、学术评价、智库服务四大业务;复印报刊资料坚持“以文评文”的选文理念,“只考量论文本身的内容质量,不考虑刊物的级别,也不考虑作者的身份”,每年从约40万篇学术论文中精选约 3%全文转载,超过15%的转载论文来自非核心期刊和青年学者。2024 年上线 “学术世界”,搭建预印本、主文献、哲社智研坊三大平台,将以AI赋能学术评价,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术资源信息平台。

  王群光介绍,《管理世界》1985 年创刊,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管主办,立足高端智库定位,紧扣国家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实行全流程双向匿名评审,随机抽选初审专家、随机确定责任编辑和外审专家,严格落实“三审三校一读”制度,期刊坚持质量导向,不设学历职称门槛,无审稿费、版面费。他表示,期刊坚持“研究中国问题,讲好中国故事”,对所有稿件均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鼓励立足中国现实的 “顶天立地” 真问题研究。

  两场主题演讲立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场,聚焦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辩证关系,既有对《资本论》经典理论的重温与拓展,也有对人工智能、算力、数字货币、绿色金融等前沿议题的及时回应,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学人扎根中国实践、回答时代之问、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学术自觉与使命担当。

  据悉,“虚拟经济”是中国的原创性经济学命题,其理论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有关虚拟资本理论。其实践源于在金融自由化趋势下,对各类金融创新活动的性质、功能及其影响的研究。2000年,在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的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支持下,南开大学成立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并举办首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该研讨会两年一届,迄今已举办十四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