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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
吴晓求教授:中国金融应当厘清的四个问题
吴晓求教授:中国金融应当厘清的四个问题

中国金融应当厘清的四个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吴晓求教授


非常荣幸来到南开大学,参加刘晓欣教授主持的虚拟经济论坛。

成思危先生现在已经去世了,我一直很怀念他。他去世以后,我写了一篇虽然篇幅不长,但非常感人的悼念文章。直到今天,我仍然深切地怀念他。

今天受刘晓欣教授邀请,我又来到南开大学,感到非常亲切。我今天演讲的主题变了一次,原来我确定的演讲题目是:供给侧改革条件下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现在供给侧改革讲的人非常多,刚才赖总也讲了供给侧改革,为了不重复,上台演讲前,略作思考,决定把演讲题目改为:中国金融应当厘清的四个问题。哪四个问题呢?

第一,需要厘清中国金融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个问题必须研究清楚。中国是个大国,中国经济的要可持续增长,金融的作用非常重要。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中国金融未来究竟朝着什么方向改革和发展,要作深度思考。这个问题与虚拟经济研究也有关系。从全球看,金融的模式非常多,我们究竟是创造自己的模式,还是我们选择英美模式,还是选择日德模式。当然很多人会说我们要构建中国模式,我当然赞成,但是中国模式精髓的东西究竟是什么,是重视功能的改善,还是重视机构的作用。这是需要作出判断的。因为它涉及到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重点和方向。中国金融未来的战略目标和模式不清楚,改革就会没有方向感,就会前后矛盾。我们必须确立金融改革的方向和目标,这是第一位的。我个人认为,中国金融的战略目标,应该是构建一个以市场为基石的现代金融体系,这应是明确的目标。这个战略目标有两重含义:一是,这种金融模式是以市场为基石的,这里说的市场不是市场化的机制,而是在资源配置体系中,配置金融资源的主导性力量应该是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我们经常用到两个词: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虽然我不太用这两个词,但是由于被大多数人所用,也只好借用这样的说法,就是直接融资比重要不断提升。从这个意义上说,配置存量资源的主导力量和增量资源配置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金融市场,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是这种金融模式的基石和核心。二是,必须是现代金融体系。所谓现代金融体系是指金融功能的根本性大变化。传统金融强调融资的功能,为社会、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个功能固然是金融的基础功能,就如同农业是现代产业的历史起点一样,融资也是现代金融的历史起点,但不是最核心的功能,最核心的功能还是财富管理或者风险管理。中国金融的财富管理功能未来要大幅度提升。功能的改善是现代金融的本质要求,也是金融战略目标的内涵之一。现代金融应有良好的风险化解能力,有很强的风险配置能力。中国金融的风险配置能力是比较弱的。由于金融结构的原因,金融的存量风险越来越差,特别随着经济L型趋势的出现,如果金融结构不调整,金融的存量风险会越来越大。我刚才听了赖董事长说,我们目前有3万多亿的接近不良的资产在银行体系中。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银行体系不良率可能上升2%,整个银行体系不良率将超过3%,这是令人忧虑的趋势。现在中国还能保持6.7%的经济增长,但如果再过五年,经济增速率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比如说6%5.5%,在金融结构不做调整的前提下,金融的存量风险会越来越大。所以,我们必须确立这样的金融,这个金融必须以市场为基石,同时这个金融还要有很好的风险化解能力和风险配置能力。

第二,需要厘清中国金融结构如何改革。从现状到目标,我们还有漫长的路程,有很大的差距,其中最重要的差距就是金融结构问题。在这里,金融结构主要指金融资产结构。我们国家的金融资产结构现状是25%的证券化金融资产,75%是非证券化的银行类金融机构信贷和类信贷资产,25:75的金融资产结构是传统的、落后的,化解风险的能力很弱,财富管理功能不足,主要是信贷功能。从金融功能上看,这显然不是一个现代金融体系。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推动金融结构的变革,其中非常重要的是要大幅度增加证券化金融资产规模,提高其在金融资产中的比重,换句话说要积极发展资本市场,创造新的证券化的融资工具或资产类型。我们有一概念,经常提,就是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共识,没有分歧。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们有不少人不恰当地解读这句话的意思,认为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就是要银行或者资本市场为企业融资提供方便,甚至还要为落后企业快进入僵尸的企业提供贷款,把它们救过来,或者要为类似僵尸类企业债转股。这种理解显然是错误的,它会给金融体系带来巨大风险。实际上,我们可以让一批供给效率低下、严重破坏环境、近乎僵尸的企业破产,我们不能允许保护这样的企业而使中国金融体系承担巨大风险,不能为此损害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功能。

对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我的理解是,金融体系应当为企业和社会提供灵活、多样、可自由选择的市场化融资工具。企业根据产业周期、风险趋势、资本结构等要求,灵活自由的选择融资工具,这就要求进行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的创新。这就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内容之一。对中国金融来说,要善于创新工具而不是简单地救企业、放贷款,有些企业是可以不救的,因为这样的企业死掉了,有生命力的企业就诞生了。

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另一重含义,是要为投资者提供多元的收益与风险在不同层次匹配的资产选择和组合。目前中国的楼市如此大幅度上涨,与金融体系没有提供足够多的、市场化的、可自由选择的金融资产有密切关系。这是中国金融体系的一个严重问题。如果中国金融朝着这个方向发展,金融结构就会发生深刻的变化,金融的功能会得到根本性改善,中国金融的弹性也会有所增强。目前中国金融结构比较脆弱,缺乏应有的弹性,吸收风险的能力较差。金融结构弹性改善最重要的途径是金融资产的结构性变革。所以,中国金融结构改革的重点,主要是不断提高证券化金融资产在整个金融资产的比重。美国的金融资产结构比重是80(证券化资产):20(银行类传统金融资产)。美国的金融体系是富有弹性的,别看股价涨涨跌跌,但是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很健康。我们的金融体系看似没有风险,但实际上我们在累积巨大的风险,存量金融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只会以金融危机的形式加以释放。金融改革的本质不是掩饰风险,而是让风险流动起来,减轻金融体系的压力,尽可能防范出现重大的金融危机。这就是推动中国金融结构性改革的目的。

第三,应当厘清基于金融创新和金融结构调整的中国金融风险会有何种变化。这是推进金融监管架构改革必须思考的问题。如果我们不清楚中国金融未来风险的变化,那么,要推动中国金融监管架构的改革是不可能的。金融监管的调整或改革都是基于风险的变化。我们要思考,未来的金融风险会呈现什么特点?从逻辑上说,金融风险的变异与金融结构变化有密切关系。当金融资产中证券化金融资产占比在逐步上升时,金融风险的结构特点则更多地表现于透明度风险。我们目前的金融监管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资本性监管,这是主体,是重点。资本是最重要的、最核心、最基础的监管指标。另一部分是透明度监管。

传统金融大都围绕资本监管来展开,但未来的金融创新则主要是绕开资本来展开,金融创新业务主要表现于非资本性业务或不太消耗资本的业务。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是其主要载体。对传统商业银行来说,表外业务必然会越来越大。银行表外的资产风险主要来源于透明度,跟资本没有太大关系。中国金融监管的现状是80%监管资本,20%监管透明度。实际上,基于金融结构的变化,透明度的风险会越来越大。互联网金融的风险就主要也表现于透明度。所以,未来中国金融资本性风险的比重在下降,透明度风险的比重在提升,这个风险结构的变异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第四,应该厘清金融监管架构如何调整。基于上述理解,必须推动中国金融监管架构和功能的调整。2016年上半年,学界非常热地讨论了中国金融监管模式的改革,其中,大一统的央行模式呼声很高。我参加过几次会议,他们似乎没有说服我: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革?理论逻辑是什么?这样的改革是否想把金融风险全部覆盖掉?是不是要做到风险的零容忍?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这种改革模式是有重大缺陷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没有深度理解中国金融风险的变异和分层性。把金融体系稳定性职责与金融市场风险监管职责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两种风险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市场监管相分离的模式。这样的相分离的模式会为金融创新留下空间。在金融市场监管中,有准入监管、行为监管和透明度监管等。金融体系的稳定是宏观层面的,金融市场监管是结构层面和微观层面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行的金融监管架构在逻辑层面上说,没有太大问题,只不过微观上监管功能要进行调整,要特别关注来自于透明度的风险。至于未来“三会”,会不会变成一个金融监管委员会,是一个思考方向。以此为基础,根据准入监管、行为监管、资本监管和透明度监管等功能差异,调整现行监管职能分工是可行的方案。所以,根据未来风险结构的变化和金融功能特点,调整或改革现行金融监管架构,是一个正确的思路。

 时间有限,谢谢大家!


编辑:梁志杰、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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