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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思危先生逝世周年 女婿曹文炼发长文祭怀
成思危先生逝世周年 女婿曹文炼发长文祭怀

发稿时间:2016-07-12 14:06:00来源:光明网 作者:曹文炼

  敬爱的岳父成思危先生仙逝一周年了。永远难忘一年前的诀别时刻,岳母那声声令人肝胆俱裂的悲唤思危,你怎么就这么走了,思危……”,撕裂了每个亲人和坚持守在他病房门口的爱戴他的人们的心肺。从2015712日凌晨开始,各媒体持续数月不断发表的许多追思先生治学和为人的文章,也令我读后深受教育和感动。一位共和国的老部长给我手机发来的吊唁短信写道:这是国家的损失,你们家人永远的痛!值此周年之祭,谨提笔回忆一些难忘往事,追思感悟,略释悲痛,以志感恩,砥砺前行。

主办政协一号提案,终身与大师结缘

 19983月下旬的一天,我(时任国家计委财金司金融处处长)正在上班,接到委办公厅负责受理人大建议和政协提案的处长来电,询问我们处能否牵头主办当年举国轰动的政协一号提案”——“民建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并且强调由于该提案十分重要,政协和国务院有关部门都认为应该由计委主办。记得当时我犹豫片刻,就果断回答接受了这一光荣使命。从此,注定与一位时代伟人及其家人结下幸福之缘。

  鉴于当时国内了解风险投资的专家寥寥无几,为了配合提案的办理与落实,经过上级批准,我负责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邀请境外专家来介绍情况,以便各有关部门了解风险投资的国际经验。当年五月,原国家计委、科技部共同在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了发展风险投资国际高级研讨会,邀请提案单位代表、国务院有关部门领导和国内外专家参加,这可能也是国内首次公开举办的最高层次的风险投资论坛。成思危副委员长亲临会议作了主旨演讲,首次系统提出了在中国发展风险投资三步走的著名论断,即首先鼓励发展风险投资公司以培养投资管理专家,然后是修改有关法律允许建立以有限合伙制形式为主的风险投资基金,最后是在市场成熟和监管得力的情况下,推出不设上市门槛创业板,建立退出机制。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成先生,那时我已经在国家机关的重要岗位历练了十余年,也见过不少中央领导和国内外大人物,但还是立刻为他那气宇轩昂、潇洒儒雅的风度和不拿讲稿、脱口成章的演讲才能所折服。中国风险(创业)投资业的发展历程,充分证实了成先生的远见卓识,而且他为推动以上三个步骤的实现也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此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几乎每年都会在有关场合见到成先生,或聆听他的演讲,或同堂讨论有关问题。成先生的博学睿智和包容大度,使我深受教育。这里仅举两件我亲历的往事。一是200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了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厉以宁先生是组长,成先生是最高顾问,我作为政府部门的代表也参加了起草工作小组。记得有一次在宁波市召开的起草工作组研讨会上,当先生发言中讲到国外只有风险投资基金,没有产业投资基金时,我忍不住插话打断说国外有产业基金,只不过不叫产业基金,如果按照英文名称直译是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如果直译在国内容易引起误解。会议主持人对我这种不礼貌行为瞪了眼,坐我身旁的人大财经委的王连洲同志也碰我胳膊示意别说了,但是我见成先生的眼神是宽容和蔼的,便继续解释了几分钟。会议休息间歇,我主动上去向成先生表示道歉,他说讨论就是应该各抒己见,并表示将会进一步了解国外的产业基金情况。当时国内许多部门和学者大都不了解或不认可产业投资基金,我和我的同事们一有机会就大力呼吁解释,坚持了十年(从1995年开始组织研究到2005年成立渤海产业投资基金)才开闸试点。

  第二个事例大概是在2005年秋天,当时产业投资基金在国内刚开始试点,国务院批准设立第一只人民币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加上全国人大在成先生等的大力推动下修改了合伙企业法(允许有限合伙注册)等原因,国内开始出现“PE。为了促进股权投资基金业的发展,业内有关人士酝酿组织产业投资基金50人论坛,此时我作为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的分管负责人,也应邀参加在钓鱼台举办的发起人筹备会。会议推举高尚全先生为论坛主席,成先生为名誉主席。会议组织者事先起草了一封致国务院主要领导的关于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信函,希望由成先生领衔署名。成先生对信函作了个别文字修改后,欣然同意签名。记得当时成先生说,中国股权投资基金业从风险投资起步,现在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的条件也成熟了。对此,我作为产业投资基金的多年推动者深受鼓舞并且由衷感激。记得产业投资基金五十人论坛在钓鱼台大酒店第一次召开时,成思危先生最后到会作了长篇闭幕演讲。此后若干年,成先生多次出席了有关发展产业基金、股权基金的研讨等活动,其中有一些是我具体组织或参与的,他对于我积极推动的事业给予了莫大的支持。那时,我还不认识先生的爱女成卓。虽然我和成卓早在2000年就同时当选为国家科技部牵头成立的第一届全国风险投资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但由于我们各自工作繁忙,开会时竟一再擦肩而过。

  

  图为成思危先生与作者夫妇在家中

  我认识成卓是在2008年底,参加由她创立的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下属的爱心火炬基金为“5.12汶川大地震举办的慈善拍卖晚宴。由于当时我兼任汶川地震灾后重建规划办筹资组组长,受邀出席了这次活动并被主办者安排坐在成先生身旁,在先生演讲之后接着上台致辞。先生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期间,发动民建企业家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创立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并担任了两届理事长。

  时光荏苒,我虽未直接师从先生,但多年来耳濡目染,对他日益崇敬,实际上他早已经成为我事业的导师。就因这次慈善活动,我与成卓相识相知。之后,利用春节假期,我陪她再访四川地震灾区,考察了多个公益项目。此时距我当年主办一号提案已经过去十年。与先生因为工作结缘,牵手成卓后又变成亲人,实在是我毕生最大的幸运与福报。

莫干山巴山轮,不可或缺的支持

大约从2006年开始,为了推动股权投资基金行业的更好发展,我运用职务和在专业领域的影响力,先后支持北京大学创办了“PE培训班、清华大学成立了私募股权与创业投资研究所,自己也一度有放弃仕途回归高校从教的想法。2009年春天与成卓结婚后,曾经向岳父请教我今后的事业选择。他并没有告诉我支持哪种选择,而是睿智地以自己退休后仍然充实繁忙为例,嘱咐我在职也不要放弃学术研究,一个人的职务和权力都是暂时的,只有思想的影响力才可以长久。这坚定了我离开机关到智库工作的决心。

  2011年初,组织安排我到国际合作中心担任主任,同时兼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由此我开始了事业的另一个高峰期。国际合作中心原来是体改委的外事服务机构,2004年并入发改委以后业务不充实甚至萎缩,人才也逐渐流失。我到任后不久,经过调研和召开务虚会,与同事们制定了向新型智库转型的战略目标和建制度、创品牌、抓研究、引人才等措施。仅仅经过两、三年的辛勤努力,业务发展就实现大飞跃,成功实现了单位和个人职业的较好转型。近年来,国际合作中心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与岳父高屋建瓴的指导、特别是精神影响也是分不开的。

  岳父是一位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我近年来出访,每次遇到国外知名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绝大多数都认识或知道成先生。为了让中心作为智库更好地凝聚人才和发挥影响力,我们成立了以高尚全先生为主任的高水平学术委员会,岳父也认可我的报国之心,同意出任最高学术顾问,这对于中心聘请国内外著名专家担任学术顾问和学术委员,扩大中国智库在海外的影响力和对复杂、跨学科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宝贵支持。

  岳父是我到中心后创办的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的主要指导者之一。他最先支持中心举办新莫干山会议,与高尚全先生等老一辈改革家对会议的宗旨和研讨主题给予细心顾问指导。我们举办第一届新莫干山会议时正逢十八大召开前夕,原重要合作单位希望在十八大召开后举办,并因此在临近会议时退出,也有不少朋友担心有政治风险,劝我们取消会议。但是,经咨询一些德高望重的前辈和有关领导,他们都没有反对,并提出了许多积极的指导意见。特别是岳父不顾年事已高和从国外访问刚刚回来旅途疲劳,立刻赶到20129月在浙江省莫干山举办的首届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新莫干山会议)作了精彩演讲,鼓励中青年学者为国家积极建言献策,同时要深入探讨理论基础、评介综合国际经验、研究完善政策框架、分析应对实施难点。他还告诫中青年学者不要因为自己的建议被领导批示就沾沾自喜,也不要由于自己的建议未被采纳便灰心丧气。热切地希望他们能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发挥更多、更重要的作用,真诚地盼望能从中青年学者中涌现我国新一代的经济学家和改革家。

  

图为成思危先生与作者20129月在莫干山

  为纪念中国改革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巴山轮会议召开三十周年,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和世界银行,于2015628日至71日在长江轮船上举办了新巴山轮会议,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包括许多当年与会者)深入研讨宏观经济问题。在我策划和筹备期间,岳父已经病重住院,我每次去看望他,交谈中他仍然不时关心和询问我会议筹备的进展情况,4月份还乐观地表示,如身体许可他可以出席此次会议。73日,就在他去世前不到10天,我前往医院探视向他简要报告了会议的圆满成功,当时他已经说话较为困难,仍然表示祝贺并露出欣慰的笑容。如果没有岳父在病榻上的坚定支持和指导,我难以想象当时能够克服各种困难(五月份曾经由于岳父病情加重,我一度考虑取消此次会议),确保首届新巴山轮会议成功召开。参加这次会议的中外专家都盛赞会议组织得好,财政部原部长项怀诚同志全程参加会议,不仅在开幕式发表了致辞,而且在闭幕式发表了令人难忘的总结讲话。

高山仰止,崇高的品格和博爱的家国情怀

    我对岳父最为钦佩景仰的是他身上的两种伟大的精神,一是坚持不懈地探索真理,学无止境,几乎将所有空余时间都用于多学科的学习与研究;二是博爱的胸怀,对国家、对人民、对亲人充满真挚的爱和慈祥的关怀。

  我和成卓每个周末都去探望岳父母,几乎每次到家他都是在书房,见我们回来,他会出来与我们聊一会儿,就又回到书房工作去了。有时我想向他多请教讨论一些问题,但总是不忍心多占用他的时间。家里的几间大屋子都摆满他的书柜,收藏的书籍涉猎百科。听过他演讲的人都看到,他每次演讲从不拿讲稿,但都是他自己亲自事前充分准备腹稿,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对主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加上他本身就满腹经纶,所以演讲时能够从容自信、富有逻辑和生动活泼。他曾经对我说,从岗位上退下后计划每年都出一本专著,但最想完成的是他酝酿已久的虚拟资本论。我曾经想过,自己有当年在厦门大学和人民大学多年学习《资本论》的功底,又有长期参与宏观经济政策研究制定的实践阅历,也访学过国外不少著名高校和智库,工作几年就提早退休后,可以把主要精力用于协助岳父完成这部巨著,可惜现在为时已晚,抱憾终身。

  从相识到常在他身边生活和密切相处,我深深感受到岳父是一位非凡的知识分子和伟大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博学博爱的家国情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推崇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精神,在岳父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许多人的回忆文章都谈到他从不对家人、门生和部下动怒发火。我们一家人很和谐,每个人过生日的时候,岳父都会亲自弹钢琴并高歌几曲表示祝贺;无论他走到哪里,每天都会给岳母打电话;每次回到北京,在机场高速路上就会给成卓打电话,希望我们早到家里相聚。

  岳父是一位时代的巨匠,胸中充满经国韬略。诚如其名,居安思危、忧国忧民,无论是否在位,每年都要给国家领导人提交自己亲身调研和深思熟虑后的政策建议,所研究的都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记得党的十八大召开以后,我曾经请教他对未来中国的主要问题如何看,他特别强调要加强法治即依法治国的问题。岳父走遍了世界五大洲主要国家,坦率如实介绍中国实情,慷慨帮助国际友人了解中国,深受许多国际经济政治要人的信赖,为中国赢得了许多尊敬和好感,他去世后许多国际政要和名人发来唁电唁信。从人大副委员长的岗位退下后,他身兼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达沃斯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国-拉丁美洲协会会长、国际金融论坛主席等多职,亲历或组织了一系列重要国际交流活动,每年都要接受英国BBC、中央电视台英文频道、香港凤凰卫视等著名媒体关于中国的英文专访,赴哈佛、牛津等世界著名高校作英文演讲、出版英文专著等等,为促进世界许多国家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和相互了解作出卓越贡献。有一位中共前主要领导人曾经对他说过,您出国的作用比我更大。

  

图为作者夫妇201512月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吊唁成思危先生

  近二十年来,我在不同场合听过岳父多次公开演讲,总是富有启迪和受益匪浅。但是,最令我感动难忘的还是两次特殊的演讲。一次是在我和成卓的小型婚礼上,他说:两人相亲相爱步入殿堂,这只是共同生活的开始。此后难免有顺境和逆境,两人是否相爱更重要的是看能否携手走过逆境,荣辱与共。还有一次,是在台湾参加他的小妹妹成露茜的追思悼念会上,他说:人总是要走的,重要的是如何过这一生。父亲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把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自强不息。这是父亲最重要的遗产。人是星球上的过客。有的人早走一点,走的潇洒,走的利索,没有什么遗憾生命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我将永远牢记他的话,并希望传承给后人。

  (作者:国家发展改革委国际合作中心主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经济学博士,曹文炼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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