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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强本固基亟需激发民企活力

实体经济强本固基亟需激发民企活力

政武经

本文转自:《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最大的就业容纳器和创新驱动器,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实体经济发展,则国家兴盛。2018年10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提出“从大国到强国,实体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任何时候都不能脱实向虚”。2018年11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更是强调“民营经济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内在要素,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如果说实体经济是中国经济的“脊梁”,那么民营企业则是实体经济的“顶梁柱”。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失衡,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金融和实业失衡以及房地产和实体经济失衡。金融领域“钱多”与实体经济“钱紧、钱贵”并存,一方面,大量资金滞留于金融体系内“空转”。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测算,我国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4%左右增长到2017年的8%左右,高于美国(7.2%)、日本(4.4%)等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实体型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处境艰难,面临转型的“火山”、融资的“高山”与市场的“冰山”,特别是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头号难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报告显示,2015年至2017年民企平均融资规模从5.99亿元下降到4.6亿元。造成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失衡的直接原因是金融业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据测算,中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在6%左右,而证券、银行等金融业平均利润率约为30%。资本的增值性决定了资本流动的动力就是追求更高的利润率,甚至有部分实体型企业将经营资本投资到主营业务之外的虚拟市场“赚快钱”,进一步加剧了资金“脱实向虚”。

实体经济强本固基,改变“脱实向虚”,一方面,要让金融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位,完善金融体系建设,加大对实体型民营企业的支持,为重点民企纾困;另一方面,要实质性降低企业负担,鼓励企业“向上走”创新转型,“向外走”海外拓展,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良好环境。

(一)加快建立多层次“门当户对”的金融体系,大力发展面向实体型企业的多样化金融市场,完善资本市场支持创新创业的制度建设

长期以来,我国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尤其是实体型民营企业支持力度不够。一方面,大部分银行“重大轻小”“重公轻私”,更倾向贷款给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对民营企业不敢贷、不愿贷,甚至抽贷断贷。还有一些金融机构存在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套取利差的投机行为,资金未流入实体经济。而结构复杂、多层嵌套的金融创新业务增多,又会拉长资金流转链条,抬高实体型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直接融资成为制约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短板”,资本市场对实体型民营企业上市支持不够。因此,要构建与企业构成相匹配、与企业需求相适应的融资体系,扩大金融市场准入,形成既有大商业银行“大象”、又有小微金融这类“小动物”的多元化金融生态系统。要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完善银行风险补偿机制,鼓励商业银行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信贷支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清理违规的资金“通道”“过桥”环节,缩短融资链条。鼓励民间资本发展小微金融,形成多元竞争的市场主体,拓宽民营企业融资途径。浙江台州形成了“民营经济+小微金融+创新创业”的发展模式,民营金融机构成为小微金融市场上最活跃的主体。泰隆银行是台州民营银行的典型代表,其90%以

上的贷款没有抵质押,户均贷款只有27万,有力地支持了当地小微企业的发展。着力发展以Fintech为支撑的数字普惠金融,充分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把中小民营企业行为和交易信息转化为信用数据,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融资效率。蚂蚁金服网商银行利用科技手段实现小微企业贷款三分钟完成申请,一秒钟审批到账,每笔贷款成本不到1元钱。要鼓励更多闲钱进入实体经济,完善股权投资链,加快形成多层次、多主体、多元化的股权投资体系,培育更多重长期的“种树人”。加强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从“增量改革”入手,稳步推进科创板建设,探索注册制试点,在盈利要求、股权架构等方面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制定差异化的上市制度。促进民营企业债券融资,降低发债成本。

(二)处理好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坚持“房住不炒”,加强对资金流向的引导和管理,供需结合治理房地产市场,更多从供给端发力,优化房地产供给结构

房地产市场投机属性上升所引发的房地产过度金融化是当前我国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重大结构性失衡”的主要表现。热点城市过快上涨的房地产销售量和价格导致市场投机需求旺盛,社会资金向房地产领域过度配置,拉高了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水平,挤压了实体型民企的生存空间。央行统计表明,2017年12月末我国房地产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房地产贷款全年增加5.56万亿元,占同期各项贷款增量的41.1%。房地产领域杠杆率高企,居民加杠杆购房,房地产开发商加杠杆拿地,且很多资金来源“影子化”。为此,要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构建房地产长效机制,形成趋“住”避“炒”的格局。发挥房地产信贷政策的调控作用,防止资金流向投机性购房。完善房企信息披露机制,规范融资用途,防止过度融资,“堵”住违规融资渠道。同时,要标本兼治,加快房地产市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土地出让制度,优化土地供应模式,盘活存量土地。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多层次住房供给体系,探索共有产权住房。大力发展住房长期租赁市场,扩大租赁房源,保护租赁双方合法权益。加快推进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为刚需住房做税费“减法”,对投机炒房征重税。重庆通过一系列“组合拳”稳控房地产市场,“地票”制度打破城乡土地分割,扩大城市建设用地供应规模;大量的住房和廉租房供给有效稳定了房地产市场预期,有利于住房供需平衡;房产税的征收将外来购房者的比例从40%以上降到了20%以下。

(三)减税降费助力实体型企业轻装上阵,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良好环境,重振实业精神,鼓励企业家聚焦实体经济

当前,企业已全面进入“高成本时代”,大量实体型企业陷入高成本和低盈利两头挤压的“三明治陷阱”,利润“比刀片还薄”,甚至亏本经营。世界银行公布的《2018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中国企业税负占税前利润的比例达67%,德国为49%,日本为47%,美国为44%,韩国为33%,英国为31%。利润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会资本进入实体经济的积极性,而比较利益会诱导资本要素流向非实体领域。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民营企业减税降费、“少取多予”,提高民间资本回归实业的投资回报,改变“一流企业做金融,二流企业做房产,三流企业做市场,四流企业做实业”的局面。营造“实业能致富,创新致大富”的环境,弘扬企业家精神,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保护企业家人身和财产安全,坚定其做强做优企业的信心。要加大“利当下、惠长远”的减税政策力度,放松、扩展税收优惠政策条件与适用范围,细化简化税收优惠措施,延长优惠限定期限,实质性降低民营企业负担,提高民企应对高成本的能力。严格落实缓征、减征、免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收优惠政策,对小微企业、科技型初创企业可以实施普惠性税收免除。政府可以通过各类政策性救助基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为产业龙头、就业大户、战略新兴行业等关键重点的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财务救助。要加强涉企收费目录清单管理,进一步清理精简行政审批事项,规范中间环节、中介组织行为,切实提高企业的获得感。深圳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一大批优秀企业的贡献,政府持续释放减税红利,为企业赋能加力,实体型企业发展活力得到激发,又进一步扩大税源和税基,促进地方财政收入平稳健康增长。统计表明,2017年深圳财政收入首破8600亿,占GDP比重接近40%,远远高于全国的21%和广东的12%。

(四)实施企业归核化战略,专注做精核心主业,苦练内功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增强核心竞争力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在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过程中,面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的“双重挤压”。同时我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由要素-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一些民营企业经营比较粗放,热衷于铺摊子、上规模,盲目多元化,导致企业价值降低,陷入低端竞争陷阱;过度扩张也带来产能过剩的问题,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民企要做强核心主业,夯实基础、练好内功,提高经营能力、管理水平,提升企业的市场价值和核心竞争能力。要避免盲目追求企业规模扩张、业务范围多元化,可在做强核心主业的基础上有序地开展相关多元化扩张,平衡好“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的关系。过度多元化企业要剥离非核心业务,通过“回归”主业和主业重构,将有限的资源集中于最具竞争优势的行业上或者将经营重点收缩于价值链上。要强化技术创新与归核化战略之间的匹配,做强企业的“核”。坚持创新驱动,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增加现有低端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使企业重获“新生”;大力发展高端产业,研发高端产品,提升品质品牌。民企要提升创新意识、养成创新习惯,加大研发投入强度,补齐人才、资本、技术等方面的短板,增强内在创新活力,努力成为细分行业“隐形冠军”和“独角兽”。连续两年位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首的华为,始终坚持创新发展,过去10年每年研发投入占比都超过10%,研发员工占比达45%,以股权激励“金手铐”留住了大量优秀人才。

(五)鼓励企业“抱团”发展,提高企业“走出去”的组织化程度,拓展海外市场,充分利用海外优势资源

实体型企业除了“向上走”创新转型以外,还可以“向外走”拓展海外市场,开展全球产业链布局。“一带一路”沿线市场需求巨大,据亚洲开发银行预测,到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总计将超过26万亿美元。要以GNP的思维发展经济,推动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日本在全球的投资收益有效支撑了本土经济,其海外经济的规模相当于国内经济的1.58倍。推动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通过参股、并购和合资等对外投资方式,充分整合全球创新资源,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在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中的位置。民营企业具有体制灵活、“船小好调头”的特点,能快速适应国际市场的变化,还可以弥补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中的敏感性问题,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具有较大优势。要鼓励实体型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钢铁、建材等优势产能“走出去”,探索国际产能合作的新增长点,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同时,把境外合作区作为企业“走出去”的集聚平台,引导企业“抱团式”对外直接投资,提高海外企业组织化程度。发挥龙头企业的引领和带动作用,协助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开发海外项目,实现互补共赢、协同发展。要以合作区为载体组织在外企业开展集体谈判,争取投资优惠政策,化解贸易摩擦和投资壁垒,维护在外企业合法权利。商务部统计表明,截至2018年上半年,我国共在46个国家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113家,累计投资349亿美元,带动4500多家企业“走出去”,上缴东道国税费28.6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28.7万个,有效加快了我国企业国际化和产能合作进程。

综上所述,中国经济正处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加,内部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当前,必须全面分析国际国内环境的深刻复杂变化,科学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新内涵,抓住当前主要矛盾,找准改革突破口,深刻认识实体经济对于稳定内部环境、应对外部压力的重要意义。经济之所以出现“脱实向虚”,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资本回报率的问题固然存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实体经济自身结构调整缓慢。实体经济是强国之本,富民之基,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实体经济对金融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它催生了金融并为金融提供利润来源和物质基础,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撑,金融就会成为无源之水;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液”,它可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没有金融的滋养,实体经济就会了无生机。本固才能枝荣,根深才能叶茂,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立业之本。

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因此,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以实业为本,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把“迷失”的资金引入“干旱”的实体经济。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脊梁”、技术创新的依托,也是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把控经济命脉的关键。“制造强国”为2019年经济工作七项任务之首。保证实体经济强本固基,重点要发展先进制造业,练好内功“强起来”,通过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开拓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企业要练好腿功“走出去”,深入参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内生动力。政府要以更大规模减税、更明显降费,深化税制改革、落实减税政策、优化税收执法方式,为实体经济发展卸担子添助力。同时,也要保证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良性循环。建立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完善住房市场体系和住房保障体系,形成合理的市场预期。在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前提下,有序引导资金由“虚”入“实”,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业对内开放,增加金融供给,规范发展民间金融,注重提高金融对民营企业支持力度。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资本市场。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打造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资本市场改革要存量改革与增量改革并重。存量改革要探索发行制度、退市制度、交易制度、监管制度等各项制度的改革,引导更多中长期资金进入股市。监管要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要以科创板和注册制增量改革,促进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双轮驱动”。资本市场的注册制改革要靠市场化引航,更要靠法治化护航。注册制一方面要由市场供求决定新股发行节奏和定价,另一方面要有“宽进严出”的退市制度作为后盾。要依法治市,提高违法成本,严惩造假欺诈发行,切实保护投资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