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届全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专题
第六届中国虚拟经济研讨会观点综述
刘晓欣 马 笛  
        由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中国科学院虚拟经济与数据科学研究中心、天津财经大学中国经济统计研究中心和TBPartnersLimited联合主办的“第六届中国虚拟经济研讨会”于2010年9月13-14日在南开大学举行。来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提出了针对现实和传统理论的一系列新观点和研究成果,现综述如下。
一、虚拟经济的含义与研究范围
        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教授指出,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一种经济活动模式。主要是虚拟资本以金融平台为主要依托所进行的循环运动有关的经济活动,以及其中所产生的各种关系的综合。成思危教授将虚拟资本分为知识资本、信用资本和社会资本。虚拟资本建立的基础是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信用制度是虚拟资本得以维系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由于虚拟资本没有固定价值,易于产生泡沫,并在过度负债和以小博大等机制下,虚拟资本不断膨胀。但虚拟资本本身不能创造价值和社会财富,可以通过合理分配财富、优化资源配置等途径,间接促进社会财富的创造。虚拟经济发展经历了五个阶段:闲置货币的资本化、生息资本的社会化、有价证券的市场化、金融市场的国际化和国际金融的集成化。成思危教授指出虚拟经济在我国目前有四个研究角度:一是将虚拟经济当作虚拟的价值体系来研究;二是把虚拟经济作为金融来研究;三是从复杂科学的角度来研究虚拟经济;四是广义虚拟经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虚拟经济的介稳性、寄生性、周期性等;虚拟经济的统计、测度、计量和相关指标评价体系等是今后深入研究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张宇燕研究员强调虚拟经济主要研究的问题是考虑货币经济对经济活动的影响,这恰恰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研究的薄弱领域。研究此问题必须将经济、政治和权利结合在一起考虑,并指出这些不属于实体经济,但是真正的决定人们行为非常重要的变量,虚拟经济研究可以将规则、制度、政治等纳入研究范围,如果能在此方面有所突破,虚拟经济研究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中国航天工业集团总经理,中央候补委员林左鸣教授提出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概念,广义虚拟经济不仅包括金融、证券、期货等由实体经济衍生而成的经济活动,而且包括了基于价值细分的现代服务经济、品牌经济、创意经济、知识经济、体验经济等内容,其基本特点是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立足于全方位地研究和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林左鸣教授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重新审视了财富、价值与经济周期诸问题,指出广义虚拟经济实际是一种二元容介态的价值形态,同时关注人们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他进一步指出,此次金融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类面临财富标志不确定和供应不足的问题。
        天津财经大学副校长高正平教授指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的工具,实体经济不是虚拟经济的道具。在虚拟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切忌就金融而论金融,就金融发展而发展金融,否则就是在做没有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是在制造虚假经济,当虚假经济叠加到一定程度,结果就是危机。
        中国石油大学葛家理教授指出目前对虚拟经济的研究可以从“狭义虚拟经济”拓展到“广义虚拟经济”,提出了“狭义虚拟经济”和“广义虚拟经济”的概念。“狭义虚拟经济学”是以物力、劳动为基础所形成的虚拟资本在金融平台依托的各种经济活动,“广义虚拟经济学”是以智力劳动为基础可转化为虚拟资本的非实体各种介质在实际社会或虚拟空间金融平台上所进行的各种经济活动。
        上海寰融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大鹏博士将实体经济定义为以现有价格计量的资产,而将虚拟经济定义为以将来价格计量的资产,进而从金融信息推动作用的角度阐述了虚拟经济的实体化,即使资产的未来价值确定化。李大鹏博士认为—83—《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 金融信息和信息技术在估量价格偏离的风险概率、资产损失的风险控制途径和实体经济的保值措施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虚拟经济的发展及其实体化离不开金融信息的推动。
二、虚拟经济理论对传统经济理论的挑战
        IMF总裁特别顾问朱民教授就指出,在世界经济不断虚拟化背景下发生的金融危机对现代传统金融理论产生了重大冲击。其一,此次金融危机挑战了传统的市场有效性理论。危机的爆发使正态分布为统计基础的市场参与者行为理论受到冲击,市场信息是不透明和不完备的,市场参与者行为也是非理性的;其二,此次金融危机挑战了传统的金融监管理念和框架。危机的爆发和众多传统监管指标的良好表现之间的反差,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和金融领域的巨大波动之间的反差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现有的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框架;其三,此次金融危机挑战了传统的宏观金融理论。与传统的凯恩斯货币非中性理论不同,此次金融危机所反映出的现实表明对实体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的不是货币,而是金融中介,我们平时只关注货币的相关指标,却忽视了对金融部门杠杆比率周期波动和资产价格周期波动的研究。面对这次危机,有必要对金融部门的供给和需求、金融部门影响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的市场出清、危机爆发能否自动恢复至平衡状态等问题进行思考。危机对整个主流经济学理论、金融学理论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同时也给虚拟经济学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研究前景。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刘骏民教授提出了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三大支柱的内在缺陷,从统计学的角度提出了虚拟经济创造GDP的方式,从而指出了货币中性的“介稳性”条件,亦称“成氏定理(因成思危最早提出而得名)”;在论证了马克思关于“生产价格”理论中“资本的均衡”先于“供求均衡”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的“一般均衡意识”。指出主流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中没有货币和货币资本的位置,实际上是漏掉了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货币和货币资本不但参与价格决定和资源配置过程,而且也积聚和积累风险。他认为有条件地承认货币非中性,在充分考虑虚拟经济资金配置功能和风险积累功能的基础上,重建资源配置的一般均衡理论,有助于促进经济学理论的现实回归,更好地解释国际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的诸多现实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向松祚教授指出在过去的40年中,世界经济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全球货币扩张与真实经济增长完全脱节;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全球真实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降等10大问题,这些问题都迫使我们开创新的宏观经济思维和分析逻辑。向松祚教授利用“信用体系—虚拟经济—真实经济一般均衡模型”,指出当今全球经济体系最根本的失衡表现为两个方面:虚拟经济和真实经济的严重背离;虚拟经济创造中心和真实财富创造中心的严重背离;这也是全球金融危机和一切重大宏观经济难题的总根源。同时,向松祚教授利用模型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周期应集中于信用,抛弃货币数量论研究范式,“定量宽松货币政策”从最根本意义上是错误的策略,挽救金融危机要从真实经济的微观层面入手。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李俊青副教授指出,两国虚拟经济发展的差距越大,两国的贸易越不平衡。虚拟经济发展相对不足的国家中的个体会明显增加其预防性储蓄,使得资金从虚拟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以购买债券的形式流向了虚拟经济发达的国家,使得虚拟经济发达的国家出现贸易赤字,而虚拟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出现贸易盈余。不同的货币政策组合会使得各国发行的名义无风险债券的实际收益表现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影响个体行为和国家贸易状态。从长期而言,改善市场贸易不平衡的主要途径是减少世界各国虚拟经济发展之间的差距。
三、虚拟经济与金融危机
        成思危教授针对虚拟经济的稳定性问题,再次强调了虚拟经济的介稳性,指出虚拟经济系统能够维持相对的稳定,必须与外界进行资金和信心的交换,否则就是不稳定的,而且容易受到一个小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当干扰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产生稳定性被破坏。而且虚拟经济的稳定性与其规模有关,规模越大,虚拟经济的稳定性就越好。
        渤海证券总裁、天津大学王春峰教授指出次贷危机的核心是场外衍生产品的不良微观结构和交易机制及监管不力。由于衍生品场外市场在微观结构的定价方式无法逐日盯市、信息不对称、双边交易的链式清算机制以及交易流动性天然不充足等方面的缺陷,导致流动性非常脆弱,很小的冲击就能引起流动性漩涡,出现“流动性危机”和“信贷危机”,导致流动性的迅速消失,由于微观结构问题导致监管缺失,投机迅速膨胀,最终引发了此次危机。金融衍生品—84— 的未来发展方向是金融业和衍生品的回归,结构更加简单化、目的更加实用,金融衍生品主要服务于实体经济,同时将场外衍生品标准化、场内化、集中化,最后还需要去杠杆化,控制衍生产品市场整体头寸,避免衍生产品市场呈现爆炸式发展,使衍生产品市场规模不要过度偏离于实体金融资产规模,从而控制风险。
        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刘晓欣教授指出,金融危机是个别风险系统化、社会化,直至最终积聚爆发的结果,金融危机是系统风险的极致形态反映。系统风险的积聚与扩散与放松金融监管、独特的经济运行方式与动态资本积累密切相关。从虚拟经济视角考虑,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的三个原因:没有处理好金融监管与金融创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储蓄与消费三大关系。随着三大关系非协调性的逐渐增强,系统风险也在逐渐累积与蔓延,最终导致由次级贷款这一“事件”引爆系统风险,爆发金融危机。引发系统风险的原因在美国是根深蒂固的,触及的层次较深,所以,危机后经济恢复越加困难,经历的时间也更加长久。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总裁胡政教授指出,中国期货交易所控制系统性风险的理念是把股票价格指数的大幅波动看成常态,应构建一套稳健的风险控制体系应对经常发生的较大市场风险,避免大而经常性的风险在金融市场各个子系统之间的传导和连锁反应。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于银行挤兑、流动性短缺、杠杆率过高、支付和清算系统存在缺陷、监管漏洞、资产泡沫等方面,相应地防范系统性风险应采取提高资本比率、提高核心流动性比率等措施。为了防止风险的传染、积累和发生,应该降低市场机构之间的耦合度,进行风险隔离;实行当日无负债结算,防止风险积累;实行稳健的保证金、结算担保与风险准备金制度,防止风险发生。
        国开证券总经理黎维彬教授结合中国现实情况,就后危机时期如何发展虚拟经济发表了看法,他认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是由于其金融创新过度,衍生产品过多,金融杠杆化率过高,使得经济过度虚拟化而与实体经济相背离。但并不能据此作为遏制我国虚拟经济发展的理由,当前在我国适度发展虚拟经济,可以有效地增加居民投资渠道,便于企业融资,将闲散的资金变为产业资本金融进而提升我国企业的整体竞争力。
四、中国虚拟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
        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教授从供给方和需求方两个角度对房价畸高的根源进行了分析,指出从供给面来看,政府对土地的垄断性供给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大肆囤地使得房地产价格处于高位,再加上大量央企凭借手中充足的资金纷纷进入房市,更加助长了房价的上窜势头;从需求面来看,居民住房水平的提高和对房市投机性需求的大量存在是推动房价一路走高的重要原因。相应的,当前解决我国房地产市场混乱局面的治本之策是开放土地市场,合理规划,实行自住房制度,并通过调整住房容积率和设定住房不可转让的期限等措施可以有效降低自住商品房的价格,确保房地产业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从需求、供给、外部条件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奇迹的产生进行了分析。在供给方面,正是对内改革的民工潮与对外开放的外资潮相结合使得中国具有强大的潜在生产能力;在需求方面,全球市场一体化条件下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和加入WTO为中国生产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此外,一些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企业进入大陆,有效地促进了企业技术管理的提升,以上诸因素共同促成了中国奇迹的产生,中国经济奇迹的持续,有赖于市场经济的继续推进,有赖于采取低成本政策和非均衡发展模式,有赖人权和产权问题的解决,相应地在政策层面,应减少政府的直接干预,增强市场力量,实行低成本政策和有利于出口导向的政策。
        刘骏民教授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20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持续高增长,这在经济发展史上十分罕见。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三个历史性转折: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第一次通货紧缩到外向型经济;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在流动性膨胀压力下,中国资本大踏步走向境外的新趋势。三个历史性转折具有前后衔接的历史性逻辑及必然性。从第一个阶段的高增长开始,中国经济就显示出鲜明的运行特色,随着这些特色本身的发展演变,逐渐形成了支撑经济高增长的内在机制。例如,解决金融压抑的特殊方式、宏观经济的自动紧缩机制、防范金融危机的呆坏账处理方法和尊重市场但不完全放任市场的政策理念等等。刘骏民教授认为这些措施和理念是中国政府在关键时期宏观调节政策总是基本成功的主要原因所在。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虚拟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陈建青)
《经济学动态》2010年第10期